精品长文创作季《风筝》中，郑耀先的历史原型被提及，他的身份可能有多种解释可靠的股票配资平台，其中一位有力的候选人便是程一鸣，原军统局行动处少将处长。程一鸣于1964年公开身份前，甚至连他的好友、原军统局总务处少将沈醉都未曾得知他的真实身份。沈醉作为戴笠的心腹弟子，既是毛人凤的盟友又是对手，对军统的许多机密了如指掌。更有趣的是，沈醉与《潜伏》中的保密局天津站站长吴敬中（原名吴景中）也是老友，若当年拍摄《风筝》与《潜伏》时邀请沈醉或程一鸣担任顾问，剧情定能更加扣人心弦，令人惊心动魄。
在电影《决战之后》中，署名总顾问姚伦曾任战犯管理所所长，但背后还有一位未署名的顾问，那便是电视剧《特赦1959》中刘安国的历史原型——文强。文强是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的毕业生，1927年参与八一南昌起义，担任二十军第三师党委成员及少校连长。加入军统后，他历任北方区区长、第一战区司令部肃奸委员会主任、军统东北办事处处长等职，1946年晋升为中将，并担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。文强被俘时担任徐州“剿总”前线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一职，他曾与沈醉、程一鸣、吴敬中共事，而吴敬中还接替了文强在东北的工作。
展开剩余76%军统局（保密局）内部的晋升难度极大，能如文强般晋升为中将的特务寥寥无几。文强在其《口述自传》中提到，戴笠去世后，他决定离开军统前往湖南投奔程潜，当时军统的中将仅有他、郑介民、唐纵等少数几位，毛人凤虽然是代理主任秘书，后来晋升为军统副局长，但在戴笠去世时，他仍然只有少将军衔。仔细阅读原军统将军级特务的回忆录，我们会发现，熟悉的刘安国、吴敬中、沈醉、程一鸣，竟然都是曾经同在一个“大锅里搅马勺”的“好朋友”，他们一路携手走到最后的，却是文强和沈醉。最终，他们都在政协担任文史专员，而程一鸣则与他们渐行渐远，直至去世。为程一鸣举办追悼会的，不仅有安全厅，还由政协出面。
程一鸣是个比郑耀先与余则成更为高明的潜伏者。在军统特训班授课时，他不仅鼓励学员，实际上是通过揭示潜伏的残酷真相，直接让两名学员因绝望选择自尽。在担任第八战区调查室主任期间，他还曾缴获过一件珍贵的国宝，这件国宝的价值，至少是余则成从季伟民手中“抽出”的玉座金佛的十倍甚至百倍。
余则成曾将一尺高的玉座金佛“献给”吴敬中，据说这是南朝宋高祖刘裕的镇宅之宝。刘裕是辛弃疾《永遇乐·京口北固亭怀古》中的“刘寄奴”，一位有为之君。然而，即使玉座金佛真为刘裕之物，如今也只能值上亿，而程一鸣所缴获的国宝，则无法估量其现今的价值，十亿、百亿都不足以衡量。程一鸣的背景非常复杂，他和吴敬中一样，曾是中国共产党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进修的高级人才，回国后却投身于特务行列。程一鸣的“叛变”并非单纯的背叛，实际上他一直在潜伏，长达三十多年，直至1964年才公开身份。
程一鸣与吴敬中的特训经历堪称传奇，他们都曾在军统特训班担任重要职务，并在此过程中培养了大量的特务。程一鸣编写的《情报学》教材，内容令人毛骨悚然，涉及从情报搜集到暗杀、纵火、化骨、化毛发、制毒等各种技能。学员们虽然得到了重用，但也常常感到无所适从，因为他们学得过于杂乱，无法真正掌握其中的精髓。赵秉钰回忆称，军统的特训班不仅极其严格，而且对学员的未来具有绝对的掌控权。学员们的前途和生死，完全由指导员的评语决定，甚至有些学员因此丧命。
程一鸣与吴敬中之后都在各自的区域担任了军统局的重职，并且兼任军中重要职务。程一鸣曾担任过第八战区调查室主任，这个职位赋予他巨大的权力。在抗战期间，他不仅负责调查敌军间谍，还处理走私案件。曾有一位中央委员在敦煌搜集了大量经卷，企图私自带走，但被程一鸣通过情报网络成功查获。那时，敦煌经卷被视为国宝，程一鸣的行动避免了这些宝贵文物的外流。如果这些经卷真的被带走，或许它们早已成为蒋家或其他权贵的私人收藏。
侯国柱曾回忆，他在1942年去加尔各答执行任务时，再次看到类似的敦煌经卷，并以五千美元的高价将其购回。以今天的物价，这笔钱相当于近五千克黄金，而程一鸣所缴获的经卷，其价值显然远超这个数字。这也使得程一鸣所获得的国宝，不仅在当时，甚至在如今，都无法估量其真实价值。
吴敬中虽然曾抱着一尺高的玉座金佛心满意足，但与程一鸣相比，他显得相形见绌。在历史的长河中，程一鸣的贡献和所获得的国宝，依旧是一个未解的谜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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